2022年4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指出，“……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空间是市场活动的物质载体，交通是市场活动的流通保障，本文从空间与交通规划角度谈对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思考。为便于理解，本文采用词语拆解的方式，按照“大”、“统一”、“市场”的顺序阐述。

一

规模“大”是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基础优势，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是实现“大”市场规模优势的内在要求。

 

要理解“统一大市场”，必须先理解规模“大”的优势。经济学上有个概念叫做“规模收益递增”，其基本原理是产品的生产规模越大，越容易摊薄固定成本从而提升产品的竞争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曾提到，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仅占 10% 左右，规模效应对成本的摊薄能力更强，如果充分利用好中国统一大市场的规模优势，成本降幅可达 30% ，大大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中国拥有超过 14 亿的人口规模，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消费市场，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下，相比于劳动力成本优势，统一大市场建设带来的规模效应更具竞争力，可在劳动力、土地、资本等投入要素不变的基础上实现“ 1+1 大于 2 ”的效果，提升发展质量。作为产业布局的主要空间载体，城市群及各层次城市应积极破除制度及非制度壁垒，建立高效联通的流通网络，支撑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1 、城市群及都市圈层面：以互联互通、全面融合的交通体系支撑城市群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发挥规模优势。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为了获得制造业在全球范围的竞争优势，我国采取了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的 “ 三来一补 ” 策略，招商引资也顺理成章成为地方提升经济发展规模的重要抓手。在 GDP 锦标赛的驱动下，地方政府采取了 “内卷 竞次 ” 的发展思路，即以压低工业用地价格、压缩公共服务提供、压低环境资源成本等来赢得竞争。在追求局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这种竞次模式容易产生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或轻或重地形成了一定的地区垄断。一旦存在垄断，追求财富再分配而不是通过努力创新来实现财富的增量，就会成为目标。这会违背市场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规律，严重影响要素流通和重新组合，也影响到了经济社会与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如何改变这种个体理性造成集体非理性的发展状态成为经济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

城市群内部城镇间的相互协作可以发挥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通过职能优化、关联协作来实现分工效率，增加产出和提高发展质量。概括地说，既往依赖土地要素增量投入、牺牲环境及社会福利、同质竞争大于分工协作的“内卷竞次”模式，必须要替换为要素的重新组合及既有资源更充分利用、生态保护及以人为本、空间分工及深入协作的高质量模式，通过空间协作、优势互补达到整体效率、整体利益和长期效益的提升。在空间与交通规划层面，这就要求：（ 1 ）要改变过分聚焦自我的规划和发展思路，提高站位，提升大局意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来优化空间布局，构建互联互通、共享共治的交通网络，实现城市群大中小城市的“一盘棋”整合，支撑要素自由流动和要素的再组合、再优化，充分发挥市场的规模收益递增效应。（ 2 ）需要改变服务局部产业配套、单一支撑本地化发展的基础设施配置思维，建立更广、更深、更多层次的周边交通链接，建设服务内循环的交通体系，更充分地挖掘和发挥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 3 ）紧紧抓住轨道交通建设机遇来优化城市群、都市圈的空间组织，开展站城一体化开发，让更多的经济社会活动集中在轨道交通沿线，在城市群内部形成更加可靠、更加安全的协作关系和分工链条，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性。

2 、城市层面：规模收益递增效应对发展效率与质量存在同样显著的贡献。规模是优势的基础，交通效率是规模优势发挥的保障，交通与空间的充分融合是最大化规模优势的途径。

对于单个城市而言，规模收益递增效应同样显著。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制度环境、不同历史阶段的研究表明，同等制度环境和发展阶段，城市规模越大，生产效率及经济发展质量越高，图 1 显示了美国城市和中国城市都遵循这一规律。

一个 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人口规模越大越能提升发展效率与质量吗？单一的规模决定论显然是片面的，如果通过行政力量合并城市就可以提高效率的话，就无需市场了。规模大只能说明该城市具有规模优势的潜力，至于能发挥到多大程度，交通效率是主要制约因素。例如图 2 、图 3 所示，纽约公交 30 分钟覆盖岗位数量最多的地点可覆盖 170 万岗位，伦敦也超过了 150 万。相比之下，苏州为 107 万。可以认为，在通过交通与空间更好的融合来发挥城市规模优势方面，苏州还有提升的潜力。

城市是“规模收益递增”的产物。集聚在城市，可以共担和摊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成本、共享知识、共享消费群体，更好地实现技能与工作的匹配等等，集聚诸多好处带来了城市的产生与发展。需要反思的是，在城市与交通规划中，却缺乏对“规模收益递增”这一决定城市存在与发展的因素的衡量与关注，甚至连可靠、可信的代理指标都鲜有所见。上述纽约、伦敦、苏州的比较案例中，城市公交对就业岗位的覆盖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空间与交通组织的效率。我们研究并开发过“城市有效规模”等指标，来反映城市规模优势潜力及发挥程度。但遗憾的是，在规划设计实践中，抽象、隐性但更具有表征意义的指标往往会被舍弃，易测量、易理解、直观、显性却存在表征偏差的指标则会被选中。但如果去看病的话，医生依据一个让你容易理解但有偏差的指标来开药方，你应该不会接受。“不能衡量，就无法管理”，建议开展研究并将反映城市“规模收益递增”这一基础规律的指标，纳入城市体检、城市规划、交通规划等工作中，以更科学地表达城市特征和制定规划方案。

二

“统一”是要素在空间上自由流动、各地区发挥资源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基本保障，是发挥市场在更大空间范围内资源配置作用的必然要求。空间与交通的规划、治理应清除壁垒、统一规则，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组合再有化。

 

1 、相邻城市尤其是中心市与周边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要全方面联通、全层次对接，破除边界效应。

“同城一体、连绵成片”是当前城市群空间形态的发展特征和趋势，城际间的经济、信息、技术要素流动频繁，城际通勤、商务、休闲出行量多、频次高，逐渐呈现“城际出行城市化”的特征。但当前城市交通发展仍以行政边界为对象，城市之间交通设施与管理的共享、协调不足，城市对外交通、内部交通缺乏有序安排，交通运行效率偏低，不利于城市群的空间统筹、职能统筹。如根据手机大数据，南京 - 句容、苏州 - 昆山、苏州 - 无锡边界地区联系需求已成旺盛之态，但在交通设施的层次、功能、管理等方面的对接还比较欠缺。需要由相对孤立向完全开放转变，从城市群角度对城市在区域中的定位和交通设施供给进行重新审视，对于轨道交通、城市快速路等重大交通设施，应突破“城市规模决定论”、跳出城市自身看问题，做好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无缝对接，满足城市群密切的城际交流需要。

2 、统一交通设施标准、交通组织与管理等规则要求，提升协同治理能力，以一体化的流通网络促进形成统一的商品与服务市场。

规则统一是打破“内卷竞次”格局和形成公平竞争市场的前提。统一规则意味着各地招商不再以牺牲环境、压低土地价格、低效重复建设为代价展开竞争，要让要素在空间上公平流动和找到最优组合，实现发展质量的整体提高。在交通设施方面，同样有必要统一标准、统一管理。例如东京都市圈、首尔都市圈等通过设置大都市政府或者类似职能机构的方式，统一行使交通市政等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管理权力。又如荷兰兰斯塔德地区城市群不仅实现了设施联通，还统一了高峰时段交通管理、客运及货运交通组织、交通信号灯规则、停车收费政策等。整个城市群更像一个城市，通过便利的交通共享了剧院、足球场等大型公共服务设施，减少了重复建设，降低了城市与交通运行成本，实现了整体发展质量的提升。

三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土地与空间资源在供给上具有稀缺性，在使用上具有竞争性，市场在土地利用配置方面具有很大的发挥空间。规划需要识别交通网络与枢纽产生的区位价值差异，尊重市场规律，优化土地利用，提高使用效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市场主导土地资源配置的城市空间具有一定规律性。例如纽约曼哈顿地区土地的细致划分以及高的开发强度，是市场作用的结果。曼哈顿处于整个大纽约地区的交通中心，区位价值最高，对土地与空间的需求最高，地价最高。为了节约用地，以追求尽量少的土地来建设更多的建筑空间，造就了细小的地块划分尺度，以及高的开发强度。交通网络所塑造的交通区位高低与土地价值大小具有正相关关系， TOD 就是该规律的简化应用。另外，非公共用途的土地使用性质改变也是受市场力量的驱使，即地块的“颜色”变化是地价变化驱动的结果。土地使用功能的转换规则更像足球赛而非电视剧（足球赛仅制定比赛规则，比赛过程自行展开和不受控制；电视剧则完全按剧本提前设定的细节展开，过程完全受控制）。规划师不可能充分获得瞬息万变的市场信息，更不可能替代由千千万万个体、主体构成的市场作出精准的供需决策，这并非水平高低问题，而是市场这一事物本身的不确定性使然。这就需要在规划中重视转换规则的制定，而非仅关注静态的方案，为市场对土地资源配置作用的发挥提供空间。

市场规律在交通设施使用方面同样可发挥重要作用。如日本通过对空置土地征税的方式，促使一些零碎用地转换为停车场向公众开放，缓解了停车难的问题。此外，停车场使用的市场定价也很好地调节了停车供需，抑制了小汽车的过度使用，促进了城市交通的绿色化发展。价格对交通设施使用的调节机制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