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之路

成立于1929 年的中国营造学社标志了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中国自己的古代建筑史研究之发端。在此之前，除了乐嘉藻的以文献为基本线索的《中国建筑史》之外，主要是一些外国人的研究。其中稍显者，例如19世纪后期英国的詹姆士·弗格森(James Fergusson，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中译作“法古孙”)的《印度及东洋建筑史》 (History of Indian and Eastern Architecture )以及20世纪初的伊东忠太的《东洋建筑概说》和《支那建筑史》《支那建筑装饰》以及关野贞、常盘大定的《支那佛教史迹》(后增编为《支那文化史迹》)等。1937年陈清泉将伊东忠太的《支那建筑史》译为中文，并更名为《中国建筑史》。

从这一时期的研究中，我们已经看出东西方学者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上的严重分歧。深郁于西方中心论中的西方学者，虽在其著述中也谈到中国建筑，但损贬之意极为明显。如伊东忠太引英人弗格森《印度及东洋建筑史》中语所说：“ 中国无哲学，无文学，无艺术。建筑中无艺术之价值，只可视为一种工业耳。此种工业，极低级而不合理，类于儿 戏。 ”

作为一位东方学者，伊东忠太当然不会对弗格森辈的谬语表示赞同。伊东氏在驳斥弗氏的胡言乱语时说：“ 中国无哲学与文学一语，实所谓盲者不惧蛇之类，殊无批评之价值。彼所谓建筑不合理者，即指屋顶之轮廓多成曲线耳。在彼等之见解，凡建筑之屋顶，应限于直线，如用曲线则不合理云。此实非常之谬误也。屋顶之形，绝无限于直线之理。若由中国人观之，欧美之建筑，亦未尝合理也。要之彼以自国之建筑为合理，而以之律他国之建筑，此如以自国之文典，律他国之语，而谓他国语为误谬也。 ”这样的批评应是十分贴切的。

至少站在东方人立场上的伊东忠太对中国建筑的看法还是公允的，伊东氏将中国建筑纳入了东洋建筑之“三大系统”中，并且给予了充分肯定：” 三大系统者，一中国系，二印度系，三回教系。??中国系建筑为汉民族所创建，以中国本部为中心，南及交趾支那，北含蒙古，西含新疆，东含日本。其土地之广，约达四千万平方华里，人口近五万万，即占世界总人口约百分之三十。其艺术究历几万年虽不可知，而其历史，实异常之古。连绵至于今日，仍保存中国古代之特色，而放异彩于世界之建筑界，殊堪惊叹。 ”

伊东氏对中国建筑的这样一种界定，虽然是以日本人的眼光，而将中国之大家庭做了不无恶意的分割，并将日本放在了中国文化圈的一部分中，这样一种大而化之的概念与当时日本人所着意的颇具侵略性的大东亚之攻略思路亦不无关联，但其从建筑学意义上的这一划分，除了刻意遗漏了的朝鲜半岛建筑之外，大致符合中国建筑所影响、所囊括的范围。至少伊东氏对于中国建筑之研究，是充满了热情的：“ 东洋三大艺术中，仍能保持生命，雄视世界之一隅者，中国艺术也。印度艺术随国土之灭亡而衰，回教艺术，亦随国土之衰亡而不振。中国虽衰，但地广民众，根底深固，虽隆盛不及往日，但仍大有可观。况当其最盛时代，其优秀冠绝世界，今已为世界所共认乎？近顷欧美学者，所以着眼于中国艺术，而由考古学上文化史上艺术上及其他各方面专心研究者，洵有因也。 ”

然而，纵观伊东氏之《中国建筑史》，在方法论上，虽也主张以书籍之研究与遗迹之调查为依托。但郁于当时的交通与社会环境，伊东氏也不得不慨叹说：“ 山东一省之遗物，欲完全踏查，尚非易事，况中国全体乎？ ”因而，伊东氏的研究，仍然没有跳出乐嘉藻之以文字为主要依托的方法论窠臼。其理由亦著，“ 盖凡研究中国者，不问事实如何，文字之研究皆不能付诸等闲。盖中国为文字之国，中国之文字与他国之文字，根本迥异。中国文字乃一有意义之研究资料。在建筑方面，研究中国关于建筑之文字，即研究建筑之本身也。 ”由此可知，伊东氏的《中国建筑史》，难以对中国建筑史的学术框架做出真正的架构，并且难以真正涉入中国建筑研究的根本部分。 因而，架构中国建筑史的学术框架，将中国建筑特立于世界建筑之林的任务就历史性 地 落在了中国营造学社的那一群志士仁人们的肩上。

作为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窗口，《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在其创刊之首篇，在其刊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字桂莘，时人称朱桂老)的《 中国营造学社缘起 》一文中，就提出了鲜明的中国建筑研究的学术路径。首先，朱启钤明确地肯定了中国建筑的学术价值：“ 中国之营造学，在历史上，在美术上，皆有历劫不磨之价值。 ”接着，朱启钤就将文字直指中国建筑研究在方法论上之要旨：“ 年来东西学者，项背相望，发皇国粹，靡然从风。方今世界大同，物质演进，兹事体大，非依科学的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 ”

显然，在这里朱桂老提出了两个基本的概念，一是，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要依“ 科学的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 ”二是，要将中国建筑的研究“ 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 ”这也就从两个方面为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奠定了基本的方向，一是其科学性与系统性；二是其国际性，即与国际建筑史学的研究能够有所对话或接轨；至少，应该使传统中国建筑，能够在世界建筑之林中具有独树一帜的地位。但何以能够达成这一点呢？朱启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

首先，他力推对于古代建筑典籍宋《营造法式》一书的系统研究。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之首卷首册的扉页，即是宋《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李明仲)的画像，题为“宋李明仲先生像”，并对李明仲的生平做了简单介绍，其中不乏敬仰之心。朱桂老在《 中国营造学社缘起 》一文中第2段，在初步表述营造学社的基本研究宗旨之后，文笔直指有关宋《营造法式》的研究问题：“ 工艺经诀之书，非涉俚鄙，即苦艰深。良由学力不同，遂滋隔阂。李明仲以淹雅之材，深任将作，乃与造作工匠，详悉讲究，勒为法式，一洗道器分涂，重士轻工之锢习。今宜将李书读法用法，先事躬穷，务使学者，融会贯通，再博采图籍，编成工科实用之书。 ”

显然，在朱桂老看来，对于中国建筑之研究，应首重对其原典的诠释性研究，躬穷其意，理解其法，融会贯通，再博采图籍，编成可供学习研修的书籍。这既反映了营造学社的研究重视其原典性，也重视其系统性。惟有系统之研究，方能树立中国建筑之独立的学科体系，以能“ 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 ”。

其研究的要点，仍在于中国建筑之学科体系的内在术语与结构之相互关联性的诠释：“ 营造所用名词术语，或一物数名，或名随时异，亟应逐一整比，附以图释，纂成营造辞汇。既宜导源训诂，又期不悖于礼制。 ”这显然是将中国建筑的研究，首先奠基于中国学术研究的根基之上，即对建筑原典的名词术语加以训诂图释，并结合实物，逐一比较，形成完整的古代术语与实际结构与构建的对应关系。而这也正是梁思成十分着力于宋《营造法式》的基础性研究原因之一。而梁先生在对宋《营造法式》的系统研究之前所进行的先期研究《清式营造则例》，也是着力于清代建筑名词术语与结构名物的一一对应关系，及其整体的结构、造型与艺术分析之上的。梁先生的研究思路，与朱桂老最初的立足于中国自己学术根基上基本构想恰恰是吻合的。

作为一门古代的工艺结构与造型体系，建筑自有其独立的术语与结构名物体系。西方建筑研究的学术史上，在17世纪之前，主要的着力点，也是落在其建筑的名词术语，与比例关系，细部线脚等等的详细分析之上。西方人尤重柱式的研究，而柱式问题，涉及柱身、基座、柱头，及柱上所承托的檐口等各个部件的构造、比例与详细线脚的分划与具体尺寸的确定，实为西方建筑造型与艺术的核心问题，因而一直历来受到学者的关注。西方建筑史上的许多学术大家，如16世纪意大利的塞里奥、维尼奥拉和斯卡莫齐，17世纪法国的布隆代尔、佩罗等，都是将柱式研究作为其基本的研究路径的。中国建筑之结构名物，在细部的构造上，出于木结构搭造建构的需要，演绎出一套远比西方柱式为复杂的材分、构造与比例体系。中国建筑中的柱子与斗栱，其复杂程度也绝不亚于西方建筑中的柱式体系。因而，首先立足于中国建筑的术语体系与结构名物体系的对应与系统研究，显然是扼住了中国建筑研究的命门，是解开中国建筑研究之迷团的根本所在。

正是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营造学社开创者朱启钤在学社汇刊的开篇就将这一研究目标明确地昭示出来；梁思成在其极其繁复的研究计划中，也始终贯穿这一条主线，即对明清时代，与唐宋时代的建筑之名词术语与构件名物的系统缜密的整体性研究。梁先生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既是对西方建筑传统研究方法的一个承续，也是对朱桂老所提出的这一基本研究方略的一个锲而不舍、始终如一的坚持。接着，在朱启钤文章中，又明确了中国建筑研究的另一个特点——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并重的研究方法：“ 古人宫室制度之见于经史百家者，皆宜取证；并应注重实物。凡建筑所用，一甓一椽，乃至冢墓遗文，伽蓝旧迹，经考古家、美术家、收藏家，所保存所记录者，尤当征作资料，希其援助。至古人界画粉本—实写真形，近代图样模型影片，皆拟设法访求。 ”

朱桂老将这种将文献与实物相并重的方法，特别集中在古代建筑实例遗存与明清建筑典章制度两个方面，以期解决“ 制度因革之推求 ”的建筑史学基本问题方面：“ 辽金元明之遗物，塔寺宫殿，硕果尚存；明清会典，及则例做法，令甲具在。由此推求，可明制度之因革。??清代雍乾年间，工部物料价值，以及各省工料价值诸书，与内庭圆明园等工料则例，皆属官书。居今稽古，不难推知佣值之高下，物力之变迁，盖工部所营，如坛庙宫殿城垣及廨舍仓库，崇庳有度。经制悉准典章，其内庭及圆明园所营。苑囿寺观，及装修陈设，穹奇侈巧，结构恢诡，然匠心所运，不逾规矩，历史象征，固班班可考者也。 ”

将建筑历史研究的目标，定位在探求“ 制度之因革 ”这已经抓住了建筑历史研究之根本，从而比之西方人和日本人仅仅“ 着眼于中国艺术，而由考古学上文化史上艺术上及其他各方面专心研究 ”的研究方向向前迈进了很大的一步，其目标已经深入到中国建筑之本源性的制度层面上了，而达成这一目标的手段，正是基于对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并重上。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与此前伊东氏以文字为主要依托的研究方法论之间划出了一个明显的区别。

在梁思成后来撰写的《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中，又对这种制度层面的研究做了进一步强调：“ 这好比是在欣赏一国的文学之前，先学会那一国的文字及其文法结构一样需要。所以中国现存仅有的几部术书，如宋李诫《营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乃至坊间同行的《鲁班经》等，都必须有人能明晰的用现代图解译释内中工程的要素及名称，给许多研究者以方便。 ”梁先生正是循着这个思路展开他的主要研究的，他的两部重要著作《清式营造则例》与《宋营造法式注释》，就是以这种基础性的古代建筑法式制度研究为基本目标的。

从后来的学社机构设置上及研究论文的发表上，也可看出这一基本研究宗旨与研究方法论是得到充分地贯彻的。如学社内部分为由刘敦桢主持的文献部与由梁思成主持的法式部。文献部更着力于古代历史文献的发掘与整理；而法式部更着力于建筑之结构、造型与细部之法式制度的探索与研究。两个部门都在发掘古代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充分仰赖了古建筑实际案例的考察与测绘，从而从根本上改观了古代中国建筑史研究的方向与局面。建筑史的研究从文献发掘，到实例考察，从案例分析到制度探究，形成了一个前后贯通的科学而缜密的研究方法论格局，并且在极其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1930年7月，距离学社成立仅仅一年时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一册就隆重问世，而从第一期出版至抗战爆发的1937年，在短短的8年时间中，学社先后出版了6卷21册(期)汇刊，平均几乎每年出版3册(期)。在抗战爆发后的8年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学社颠沛流离于大西南，在物质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仍然以战时至为简陋的方式坚持出版了一卷两期营造学社汇刊。

在梁思成所撰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7卷复刊词中，我们看到了这一艰难的过程，也看到了学社同仁艰苦卓绝，锲而不舍的决心：“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四期出版的时候，正值七七抗战爆发。此后本社南迁到长沙，到昆明，又到了四川南溪的李庄。虽然在建筑调查研究及服务方面，我们都极力不使中辍，但本社刊物则因印刷方面的困难无法解决，停顿至今已满7年了。我们始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

从这短短数言，已经可以力透纸背，使我们深切地体验到当时学社境况的艰难。但其中之“ 我们都极力不使中辍 ”一语，更为感人肺腑。可以想象，在那样一种艰难困苦的境况中，在漫天的弥漫硝烟中，还有那么一些志士仁人，仍然孜孜不怠于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研究的学术求索之中，而“ 极力不使中辍 ”。这应该是一种何等高尚的学术追求？

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一期编者梁思成所撰《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中，已经可以看出当时建筑史学所面临的窘况了：“ 研究中国建筑可以说是逆时代的工作。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的摧残。虽然对于新输入之西方工艺的鉴别还没有标准，对于本国旧工艺却已怀鄙弃厌恶心理。……他们虽不是蓄意将中国建筑完全毁灭，而在事实上，国内原有很精美的建筑物多被拙劣幼稚的，所谓西式楼房，或门面，取而代之。主要城市今日已拆改逾半，芜杂可哂，充满非艺术之建筑。纯中国式之秀美或壮伟的旧市容，或破坏无遗，或仅余大略，市民毫不觉可惜。雄峙已数百年的古建筑(Historic Landmark)，充沛艺术特殊趣味的街市(Local color)，为一民族文化之显著表现者，亦常在“改善”的旗帜下完全牺牲。 ”

梁先生的忧虑，也道出了学社同仁的心声。这也是中国营造学社在重视历史研究的同时，也致力于古建筑保护事业的原因所在。而这保护之要恰也在于深入的研究，并通过研究以唤醒社会对于历史建筑的保存之关注。对此，梁思成说：“ 在此时期中，也许没有力量能及时阻挡这破坏旧建的狂潮。??幸而同在这时代中，我国也产生了民族文化的自觉，搜集实物，考证过往，已是现代的治学精神，在传统的血液中另求新的发展，也成为今日应有的努力。……除非我们不知尊重这古国灿烂文化，如果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对我国历代文物，加以认真整理及保护时，我们便不能忽略中国建筑的研究。

以客观的学术调查与研究唤醒社会，助长保存趋势，即使破坏不能完全制止，亦可逐渐减杀。这工作即使为逆时代的力量，它却与在大火之中抢救宝器名画同样有急不容缓的性质。这是珍护我国可贵文物的一种神圣义务。 ”

这里或许可以看出梁思成由其早期专心致力于建筑历史研究向后来的充分关注古建筑遗存保护是有一个转变过程的。正是看到了古代建筑所面临的巨大危机，梁先生才不失时机地将建筑历史研究与古代建筑保护这两项事业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并赋予两者以同等重要的地位。因而可以说，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诉求中，历史的研究，与历史建筑的保护，是被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之上的，二者不可有丝毫的偏废。非重历史之研究，则对所保护之对象的价值没有充分的认知，而不重历史遗存之保护，则历史研究的对象也就渐渐地会消失殆尽。这一学术思路，与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西方人及日本人对中国建筑研究之猎奇性的研究思路，又有了根本的区别。

概而言之，从重读《中国营造学社汇刊》首卷首册朱启钤的发刊词和七卷一期的复刊词，我们惊奇地发现，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之路早已清晰的彰显在这些简明扼要的文字中，无论是最初的立足于科学与系统的研究，及与世界接轨的学术理念，和依赖于古代典籍与现状遗存的结合，着力于中国建筑制度层面的研究；还是后来的针对历史遗存的迅速衰亡而提出的在专注于建筑历史研究的同时，刻意于历史建筑遗存的保存与保护的研究，都一以贯之地体现了中国营造学社的意欲将中国建筑彰显、独立于世界建筑之林，在世界建筑史上独树一帜的学术思路。这样一种思路，与西方人对传统中国建筑所采取的鄙夷态度，以及日本人的将东方建筑大而化之，以期模糊中国建筑特有的民族与文化特征的做法，取了截然不同的学术路径。

正是循着中国营造学社先辈们所开拓的中国建筑史与历史建筑保护的学术之路，才有了自1949年以来60年的中国建筑史学虽起伏跌宕，但却朝气蓬勃的研究历程。而这数十年的建筑史学研究，不仅在中国营造学社已经开创的文献发掘与遗迹考察相结合，关注法式制度层面的深入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且在中国建筑史学的外延层面，如历史建筑保护、旧城保护、中国近代建筑史、中国现代建筑史，中国乡土建筑考察与研究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可以说，尽管中国建筑史学科学前面的学术之途仍然充满艰辛，但中国营造学社先驱们所提出的科学的、系统的，可以与世界建筑史学对话的学术路径，已经初步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并且随着文献与考古资料的进一步发掘，以及研究手段的进一步优化，一定会有更大更深入的拓展。

作者简介

王贵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