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定襄关王庙

近年来，随着木结构纵架体系等研究的逐渐深入，陆续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使得我们对于相关问题的认识逐渐清晰起来，对诸多古建筑个案的认识也逐步深入和丰富起来，定襄关王庙即是其中一例。

在讨论所有问题之初，有必要首先讨论定襄关王庙大殿的原本面貌，这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分析关王庙大殿的修建年代及大殿前檐明间的檐额承重结构。

定襄关王庙大殿坐西向东，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单檐歇山顶。大殿前檐明间特宽，前檐平柱约与后檐二次间补间铺作相对，后檐平柱则与前檐明间两侧补间铺作相对，形成前檐明间较二次间远为宽大，后檐三间面阔基本相等的平面格局(见图1)。前檐二柱头铺作出45°斜栱。明间之内用补间铺作3朵，当中一朵出45°斜栱，其余两朵不用。次间不施补间铺作，后檐及两山柱头铺作不出斜栱，每间施补间铺作一朵，出45°斜栱(见图3、4及图11)。大殿前檐明间使用极其肥大的檐额，出明间则止。次间阑额形制正常，在角柱处未出头，另一端插入明间檐额之中，上皮与之相平，下面用砖填补二者间的高差，再下施由额。由额穿明间柱而出，置于明间檐额之下，砍斫成木沓头绰幕。阑额之上施普拍枋，在角柱处直截式出头(见图3)。

图1 定襄关王庙大殿平面图

(引自李有成：《定襄关王庙构造浅探》)

图2 定襄关王庙大殿明间横剖面图

(引自李有成：《定襄关王庙构造浅探》)

图3 定襄关王庙大殿正立面图

(引自李有成：《定襄关王庙构造浅探》)

以上这些形制，反映出定襄关王庙大殿的一些独特之处。其一，大殿的平面格局较为特殊，即前檐明间较二次间远为宽大，立面上在普拍枋下使用两端插入两侧柱子的檐额。其二，定襄关王庙大殿柱头和补间铺作均出斜栱，而不像宋金元时期其他使用斜栱的建筑，一般或者全用于补间，或者全用于柱头。同时，大殿的斗栱无论从其比例或做法上，都具有典型的宋金风格，而前檐使用横额，则是晋西南和陕西地区元代建筑中的常见做法。由此涉及的斜栱出跳位置的特殊做法和斗栱与横额做法的时间分野，成为认识关王庙大殿建筑的两个疑问。

作者在2007年4月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文物建筑专业在定襄关王庙进行文物遗产参观教学实习时，徐怡涛先生在考察现场向学生讲解大殿建筑时作出了“大殿前檐横额可能是后代修缮时添加”的判断，则很好地解释了以上两个问题。这一判断首先缘起于大殿斗栱与前檐横额做法上的时间分野所引起的疑问。徐怡涛先生指出，定襄关王庙的斗栱具有典型的北宋形制特点，应为北宋晚期建筑。现场考察时，徐先生指示我们观察大殿前檐普拍枋的拼缝与前檐柱头错位，施于明间当心斜栱两侧的两朵补间铺作下(见图5)。与前檐不同，大殿两山及后檐的普拍枋拼缝俱在柱头铺作下，且前檐的两颗平柱与其他檐柱相比未做柱头卷杀，时代明显偏晚。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证实了前檐明间被后代改动，明间原有檐柱分别向外移半间，形成现有明间3朵补间铺作用檐额的面貌，造成了晚期建筑的假象。实际上，关王庙原构的前檐斗栱布局应为补间用1朵斜栱，且不用檐额。(见图5、图10及图11)。

图4 大殿前檐及南侧山面

图5 大殿前檐北侧平柱

定襄关王庙大殿的年代问题，也值得注意。在此前的研究中，对于关王庙大殿的年代大体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关王庙大殿为元代遗构。这是老一辈学者在上世纪50年代考察定襄关王庙后，在《两年来山西新发现的古建筑》一文中提出的。该文认为，关王庙大殿从法式来看，仍保留了许多元代结构特征，但未指明是哪些做法。[3]后来一些研究者认为，可能是当时的调查主要着眼于内部梁架分析，而未对其平面布局的特殊性导致的结构和斗栱布置的特殊性予以特别注意，而关王庙明间上的横额，与元代建筑中广泛使用的大额承重式结构不仅在外观方面，而且在结构逻辑方面也极为相似所造成的。

第二种意见认为定襄关王庙大殿为金代建筑。持此意见的研究者首先着眼于定襄关王庙大殿建筑结构的形制特点，认为定襄关王庙大殿并非元构，且与同一地区的金天会十五年(1137年)重建的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并根据关王庙殿内保存的金泰和八年(1208年)《新创关王庙记》记载，结合对大殿大木做法的认识，认为关王庙大殿为金泰和八年(1208年)所建。但是，在认为关王庙为金代建筑的研究者中，已有人进一步指出，从木构留存情况看，大殿的斗栱、梁架和细部装饰做法均早于五台山佛光寺的文殊殿，惜未说明依据。

图6 大殿明间南缝梁架

第三种意见认为关王庙大殿建于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这个看法首先着眼于金泰和八年《新创关王庙记》碑记的记载，指出泰和八年只新塑了关羽像而并未重建大殿，并根据收录在《山右石刻丛编》和《定襄金石考》中的《新修昭惠灵显王庙记》碑所记，考定关王庙大殿的始建年代应为北宋宣和五年。

对这三种不同的意见，应先从关王庙大殿的建筑做法入手分析。

首先，定襄关王庙大殿梁架属山西地区北宋至金代的常见做法。大殿前檐明间两侧的补间铺作和前檐角铺作为五铺作单杪单下昂，华栱仅露出很小一段，被昂打断成华头子模样。昂为批竹式，中央起棱，昂嘴出峰，耍头平出，形式如昂。令栱与耍头相交承替木及撩檐槫，两端抹斜。前檐角铺作的令栱在另一侧出带有内凹曲线的蚂蚱头。前后檐及两山扶壁栱均为泥道单栱叠素枋做法。

图7 大殿前檐明间补间铺作

图8 大殿前檐南侧柱头铺作及转角铺作

图9 大殿前檐转角铺作里转

图1 0 大殿山面铺作

图1 1 大殿后檐明间铺作

上述铺作组合是宋金时期山西中北部地区常见的铺作次序，但华栱跳头上不置交互斗，状若放大的单瓣华头子直接承昂，则为不常见的形制。长治平顺回龙寺大殿的前檐铺作作法与之有类似之处。批竹式中央起棱是山西中北部地区北宋至金中前期流行的下昂形制。耍头平出斜杀是山西中北部地区自唐五代至辽宋时期的常见做法，但形制如昂批竹起棱则是自北宋至金中前期均常见的耍头做法。徐怡涛先生在其博士论文及北大的传统建筑构造教学课程中指出，令栱抹斜是晋东南地区在北宋中后期建筑上集中出现的一种横栱形制，至金代中前期，这种作法在山西北部地区的建筑上已有所体现。在时代和空间分布上，横栱抹斜作法呈现出自北宋中后期开始从晋东南向山西北部传播的趋势，金代中前期已传至山西北部地区，而定襄正处于这条传播路径之中。如果定襄关王庙大殿修建于北宋末年，则正符合横栱抹斜传播的时间和空间序列。另外，如前檐角铺作令栱出跳相列做蚂蚱头，以及大殿内部置于三椽栿之上的丁栿后尾所做的蚂蚱头，也是北宋中后期至金代常见的做法。泥道单栱叠素枋的扶壁栱形制是晚唐至金代中前期北方地区最流行的作法，金大定以降，泥道重栱叠素枋的作法在山西日趋普及。

此外，如前所述，关王庙大殿的斜栱在初建时均用在补间铺作位置。除明间当中补间铺作自第一跳和第二跳华栱头上出斜栱外，其他补间铺作均从第一跳华栱上出45°方向的斜栱，里外跳的形制也基本一致。更值得注意的是，大殿四角转角铺作两侧的斜栱后尾都与抹角梁结合，形成三角形构架承托角梁后尾，构成类似隆兴寺摩尼殿的斜栱构造，具有很强的结构性。以上这些特点，都是北宋中晚期至金早期斜栱的鲜明特点。

定襄关王庙大殿前檐带有较浓烈的元代建筑特色的横额，依前文分析，不是关王庙大殿始建时的原构，而是后期修缮时添加的扰动构件，不能作为判断关王庙大殿始建年代的依据。因此，据大殿的现状，尤其是斗栱形制来看，大殿木结构具有较强烈的北宋中晚期至金中前期的风格。

明确这一问题之后，再分析有关大殿年代的文献记载。以前作为辅助判定关王庙大殿为金代建筑的金泰和八年《新创关王庙记》，有记载如下：

将，以义为主，勇武辅之，然后可以不玭于物议。……襄人银匠胡汝辑，年七十有五，性好施，特输己财立塑像于县北灵显王庙西庑之别室，以为乡民香火之地。……时泰和八年岁在戊辰重九日丙午将仕郎赵申记。

碑文中没有新建殿宇的记述，所谓“新创关王庙”只是在县北灵显王庙西庑之别室新立了一座关羽塑像。再追述收录于《山右石刻丛编》中的《新修昭惠灵显王庙记》碑记，有记载如下：

昭惠灵显王神通广大，神鉴英明，立异功于唐室，进封号于圣宋。……因殿基之北最就高峙，先构紫薇大帝殿，高真仪像，崇饰中严。然后挟以侧堂，东塑十一曜，西列天地水三官□寿星十二元辰之像。后二年，而兹殿雄成，焕丽一新……宣和五年四月初六日。

依照碑文所述，昭惠灵显王庙建成于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当时建竣的有正殿、东庑殿和西庑殿等。《新创关王庙记》所说立塑像的“灵显王庙西庑之别室”，指的正是此碑文所记的西庑殿。结合上文对关王庙大殿形制的判断，可以推定，现存关王庙大殿的始建年代即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

定襄关王庙大殿在金泰和八年(1208年)塑关羽像后，元明清又屡有修葺。元代修葺载于至正六年(1346年)《重建昭惠灵显王庙记》碑，此碑现存于关王庙大殿内，碑头已残损，但碑文字迹仍可辨识，仅节录于下：

至正乙酉秋，……遂量事期，计徒庸，虑材用，群英协力以僦其功，勤扑斵，树垣墉，陶瓴甓，百工居肆以成其美。复彩绘灵仪，朱绿牕户，金碧榱题，丹其楹，垩其壁，甃其陛，神门翼室洎三灵侯祠悉为一新，轮奂焜煌，翚飞鸟革观者为之起敬。功成，嘱予为记。……至正丙戌冬十月望日立石……

明代修葺见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重修关王庙记》碑，此碑现亦存关王庙大殿内，但考察时已翻覆于地，仅见碑阴。现据明万历《定襄县志》卷八《艺文志》节录碑文于下：

余观其庙貌规制，极尽巧思，今之匠作弗能为，意当时地灵物蕃，人多气蓈，敦崇古道，遂能建忠烈诸祠，以见一时人心之趋向、风俗之淳美也。迄今岁久颓敝，……崇厥台基，腐者易之，仆者起之，尘埋污溃者刷涤而新之。表以石楔，周以垣墉，自堲茨瓴以及墨垩彩髹，罔不精致坚固、协衷称度，遗像绘饰，凛然生气……

清代修葺见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重修关王庙并周围墙垣记》碑，但碑记中未提及具体修葺内容，仅录施主及工匠名姓。

通过以上这些史料可见，明清的两次修葺，都没有对关王庙大殿进行动及木构的整修，而主要以抽换朽坏构件、重饰塑像彩绘和整修基础、建立墙垣为主。元至正五年至六年(1345年至1346年)的这次修葺，时人称为“重建”，但依碑记所载，应确是一次较大规模的整修。结合前文的分析，似可认为，这次修葺是对关王庙大殿的落架整修，并改去制同后檐的阑普组合而改用檐额，改换了前檐平柱并挪动至今天的位置。

定襄关王庙大殿前檐的横额承重结构，已经前辈学者介绍并指出与此前一般认为的大额承重结构有所不同，应为《营造法式》卷五《大木作制度》二“阑额”条下提到的“檐额”。但在此前相关的研究中认为，关王庙是金代建筑使用檐额的重要实例，并进一步认为关王庙的檐额做法是由承继宋代传统梁柱承重结构向元代大额承重结构转变的一个过渡实例。进而在此基础上，结合对《营造法式》编修背景和其他相关材料的分析，提出定襄关王庙所使用的檐额做法，可能是宋代适用于衙署大堂这类需要宽大明间的建筑的专门做法，并由此对这一做法的影响做出推论，认为这一特殊的营造方法对传统的柱梁承重体系的改造和可以扩大空间的经验可能被金代建筑继承，并用来扩大非衙署建筑类型如佛殿的室内空间，这或许是金代平面减柱和使用大内额的做法的渊源。对这一推论，研究者惜未给予足够的说明。

通过前文的分析，定襄关王庙大殿的始建年代应在北宋末，其檐额是元至正年间修葺时所加。因此，关王庙大殿并不能视作金代建筑使用檐额的实例，而是元代仍保留了檐额做法的珍贵例证。其他使用檐额的实例，有梁思成先生在《营造法式注释》中介绍的河南省济源县济渎庙临水亭。该建筑虽年代不确，但梁思成先生认为是宋代建筑，刘敦桢先生认为“应为元建，惟石栏则确系宋物”。此后研究者又提出临水亭檐额以下为宋元遗物，而檐额以上为明代重修遗构的看法。尽管如此，但该建筑仍是我们理解檐额制度的重要实例。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实例，是山西高平建于金皇统元年(1141年)的开化寺观音阁。观音阁位于开化寺主院东北角的高台上，单檐悬山顶，面阔五间，进深六椽，其中前廊进深一椽。观音阁前檐施用贯穿面阔五间的檐额一通，檐额下衬蝉肚绰幕枋，分别贯穿东西梢间和次间。檐额上置普拍枋，普拍枋至角柱出头，檐额不出头。

因此，结合考虑《营造法式》所记载的“檐额”制度，加上定襄关王庙大殿、河南济源济渎庙临水亭和山西高平开化寺观音阁这几处实例，可见在宋、金、元均有使用檐额做法的文献记录或者建筑实例，并在歇山和悬山建筑中均有运用。这说明，檐额做法至少在北宋时期即已习见或普遍使用，在金元时期得以继续使用，与常见的大额承重体系并存。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即使用大内额，内额插入两侧金柱，下衬绰幕枋。山西朔州崇福寺弥陀殿也在前金柱间使用内额，且山面丁栿之上承托一绰幕枋，穿过前金柱后，衬于内额之下，并砍斫为木沓头式样，与《营造法式》所规定的檐额制度颇为相似。可见，《营造法式》所规定的“檐额”制度似与金代早期的内额做法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但这是否与建筑类型有一定的关系，是否能够说明檐额制度是由承继宋代传统梁柱承重结构向元代大额承重结构转变的一种过渡做法，似仍需进一步考虑。